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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决定华中敌后抗战战略走向的战役

发布时间:2019-06-01 14:19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2015年6月17日,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车桥镇。一位93岁的老人比划着告诉笔者,这里以前古镇四周筑有土圩子(古城墙)、城楼、壕沟,周围有四城门,还建了飞机场,因为这里曾是顽固派韩德勤江苏省政府所在地。后来鬼子又盖了五十几座碉堡和炮楼,驻扎着几十个鬼子和几百个伪军,他们经常出来“清乡”“扫荡”。新四军打赢了车桥战役,鬼子和伪军要么被灭了要么被俘了,镇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安静。

  “这场决定华中敌后抗战战略走向的战役,当初在打还是不打上,新四军内部是存在分歧的。”车桥战役纪念馆馆长曹晶晶告诉笔者,“当时华中局的一些人认为,现在打还不是时候,要等华北抗日根据地形势进一步稳固后再打。主持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工作的饶漱石力阻开打,他说‘打了会过分刺激日寇,会遭到更加疯狂报复的’。后来,延安来电:‘打与不打一切要以前方实际情况而定’。”

  1944年2月下旬,苏中区党委和军区主要领导同志参加的一次会议上,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提出,在一分区高宝地区即车桥、泾口、曹甸地区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以打破日军“扩展清乡”“强化屯垦”的计划,彻底解放这个地区,使之成为我军战略反攻积蓄力量的基地。粟裕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局势、该地区的战略地位及我军取胜的可能性,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军事论点,即“在战略相持阶段,争取有利时机,推进局部的战略反攻”。

  据史料记载,当时日军曾叫嚣“新四军若能打下车桥,皇军宁愿撤出苏中回归大海”。

  淮安市委党史办主任郭家宁回答了笔者的疑问:车桥位于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区交界的战略机动枢纽地带,同时又是日军华北派遣军与其华中派遣军的分界线附近,是日军华北派遣军第65师团第72旅团所属独立步兵第60大队(三泽大队)和伪军吴漱泉的部队(约1500人)及4个伪保安大队的防区。

  令驻车桥日军狂妄的另一原因,是车桥特殊的地形及工事。车桥跨涧河两岸,如果从公路通过车桥,在车桥西北的芦家滩地段,公路南侧的涧河岸陡水深且急,无法徒步涉水过河;公路以北是宽约1公里、长约两公里的沼泽芦草荡,淤泥很深,人员车马无法通过,是淮安与车桥之间的咽喉地带,人称“鸭脖子路”。

  车桥的工事,一部分由顽军韩德勤所部构筑,日伪军大力整修后更为坚固;另一部分是日伪军新建的。整个车桥被围在一个东西长约2公里、南北宽约1公里、高约5米到8米不等的大土圩子里。土圩子的外边,是宽约7米、水深约10米的壕沟。大土圩子套小土圩子,小土圩子外边又各自都有深5~10米的壕沟。在土圩子和镇内多处,共修建了53座碉堡,构成交叉火力网,一旦发现情况,各火力点能相互策应。

  哪怕车桥水网纵横、火网交错,战役总指挥粟裕、前线指挥叶飞已经谙熟于心、对策精细、势在必得。他们拟制了详尽的围点打援作战方案。

  时任淮宝独立第5团第1营第2连连长金天祥(现淮安军分区离休干部,94岁)回忆起战斗情形来记忆犹新——

  5日凌晨1点50分,第二纵队突然对车桥发起攻击。突击队迅速浮水渡过外壕,各架云梯,以各种方法爬上围墙,等伪军哨兵察觉时,第1、3连已经全部突进了土圩,向纵深发展。

  从西南角进攻的第4连,浮过了10米宽、水深近3米的外壕后,接着爬过近6米高的围墙,向敌碉堡前进。敌人用猛烈的火力封锁了第4连的进攻道路。四周无处可依托隐蔽,怎么办?第4连战士急中生智,在房屋里墙上开洞。一间房接着一间地打通了,一直到达伪警察局的房屋。当战士们从敌人室内出来时,敌人惊恐万分,乖乖地举枪投降了。

  第2连部队也迅速地突进了围墙,向街中心突进,很快把慌乱中向旁边碉堡逃跑的日伪军大部歼灭。

  5日下午,战场上呈现暂时的沉寂,大家都在为攻击最后的日军据点准备着。日军的碉堡,比任何伪军的工事都要坚固:小围墙高7米左右,南北长约200多米,东西宽约100多米,外壕有近10米宽,南北都有涧河环绕,东西南三面,外壕有两米多深的泥水,围墙四周有5个隐蔽射击碉堡,正南面有进出汽车的大门,围墙里是两座瓦房,相距30米左右,中间还筑有一座大碉堡,旁边又有隐蔽射击碉堡,周围以铁丝网环绕,四周均有相通的壕沟连为一体。如此坚固的据点,着实令指战员们颇费心思。

  下午3点半,按既定方案开始对日军工事炮击。迫击炮弹呼啸而下,日军工事在隆隆的爆炸声中分崩离析,日军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黄昏时分,炮声戛然而止,冲锋号划破长空,我军潮水般向日军据点冲去。负隅顽抗的日军的枪声、掷弹筒声响成一片。

  第一纵队在4日夜间进入打援地域后,以第3营在芦家滩以西构筑阵地,在前沿敷设了地雷,担任正面阻击来援之敌;以第4营配置于第3营侧后,担任纵深防御;将主力3个营隐蔽配置在石桥头及其附近地域,以侧面阻击来援之敌。

  5日下午,日军三泽金夫大佐率驻淮阴、淮安、泗阳、涟水等地的日军乘车增援车桥,并催调各据点敌人陆续驰援。3点许,三泽所率第一批增援日军抵达我军芦家滩阵地前,在对第3营阵地实施正面攻击的同时,以一部分兵力对第3营的右翼进行迂回。我军则在第3营进行正面抗击的同时,以第2营的1个连对敌之侧翼实施突击,将敌击退至韩庄附近,迫其闯入我军预设的地雷阵,伤亡60余人。傍晚,又各有日军百余人赶来增援。我军均以正面抗击结合侧翼突击,阻敌于阵地之前。晚上8点许,3批援敌倾全力猛攻我第3营阵地,我军也以主力从侧方猛攻敌人据守的韩庄阵地,双方展开激战。

  据叶飞回忆:第4连和特务营1连分别由北、西两个方向攻入韩庄,随后第5连也自东面突破,把日军截成4段,和敌人展开白刃战。10点许,第3营俘虏的日军军官中,有一名身负重伤而又狂呼乱叫的军官,身挂银鞘指挥刀,战士们把他抬到包扎所时,已经死了。经俘虏辨认:正是三泽大佐!据2015年7月6日《新华日报》报道,1944年车桥战役新四军曾击毙日军独立步兵60大队大队长三泽金夫大佐,后追晋少将,追晋文件及战斗概述等3份日本新解密档案确认该战果。此前中方资料或缺漏全名,或记作“山泽”,不知曾击毙一名将领。

  6日凌晨2点至3点,又有日军约120余人赶来增援,被特务营和第2营拦路阻击,敌随即回窜至周庄据点。

  7日,车桥战役胜利结束。这次战役,歼灭日军大队长三泽金夫大佐(追晋少将)以下官兵465人、伪军483人,生俘山本一三中尉以下24人,摧毁敌碉堡53座,缴获92式步兵炮两门及其他大批武器弹药。敌寇慑于我军威力,仓惶从曹甸、泾口、泾河、周庄、望直港、鲁家庄等12个据点撤退。淮安、宝应以东地区全部为新四军控制,几十万人民获得解放。

  捷报传到延安,盛赞粟裕——“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战斗胜利的第二天,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新四军收复车桥的消息——《苏北新四军大捷,收复车桥》,赞扬这是新四军“以雄厚兵力”打的一个“大歼灭战”。延安《解放日报》也发表了祝贺这一胜利的社论。时在延安的陈毅军长也发来了嘉奖电。车桥战役后敌人未敢进行大的报复行动。叶飞在《华中反攻的序幕战——车桥之战》一文中说:自那以后,华中敌后战场的敌我态势开始转化,我军逐渐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转入反攻作战。在战法上,也逐渐由以游击战为主转入以运动战为主。

  在车桥战役纪念馆陈列的史料中,笔者发现了1944年3月25日《苏中报》刊发的一封题为《日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等祝贺车桥大捷致新四军电》的电文,落款是日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长滨中政志、苏北支部长古贺初美、淮北支部长后藤勇以及淮南支部长高岛江志。这群活跃在抗日战场前线的“日本友人”在阵地上开展了大量的反战宣传活动。

  在车桥战役烈士纪念碑上,有一个叫“松野觉”的烈士总会引起瞻仰者们的沉思:这个日本人的名字怎么会出现在烈士纪念碑上?

  松野觉生于广岛县宇品, 1940年被迫入伍,为丸山旅团平间大队押川中队上等兵,1941年12月,在江苏如东县的一次战斗中被俘,后经新四军敌工人员教育,于1942年参加了新四军并加入了日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后加入中国。在车桥战役中,松野觉不顾个人安危,不停地进行阵前喊话,不幸被日军子弹击中头部,英勇牺牲。

  1944年6月22日,军委总参谋长在会见到延安访问的中外笔者参观团时,高度赞扬了松野觉同志献身于中国抗日战争事业的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

  作家萨苏在日本考察抗战史料时发现了一套叫《给孙辈的证言》的书,是一位日本老人福山琢磨编写的,书中是经历过二战的日本人的回忆文章,其中有一篇《走向觉悟的证言——S.J.先生访谈录》,这位化名为S.J.的日本老兵在中国所用的名字是“山本一三”,他就是车桥战役中被俘的山本一三中尉。文中记述了车桥之战中日军惨败的场景:“昭和十九年(1944年)3月6日,战斗在江苏省淮安县爆发。我的部队以不过200人的兵力试图解救被新四军包围的一个小队级分遣队。但是,新四军出动的是兵力3000至4000人的大部队,将我们围困并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因为我们兵少,不得不向附近的村庄逃避。但是,新四军穷追不舍,我们遭到集束手榴弹的猛烈攻击,房子都起了火。这种情况下只好四处寻找逃生之道,因为日军残兵在被烧毁的房子里隐藏存身,新四军可能认为日军都被烧死,一度撤离。但是,当日军残兵试图突围的时候,终被发现,再次陷入重围。最后,我们十四五个人都成了俘虏。其中包括清水、宫本两个军官,还有梅村等。我们才知道攻击我们的是新四军在苏中的第一师。第一师的敌工部长陈先生是广东人,曾在日本留学,日语非常好而且待人宽厚,即便有所责备,态度也从来不会生硬……”

  在芦家滩被俘的一等兵水野正一说:“我佩服新四军作战巧妙,惊叹新四军士兵攻击精神旺盛。”伍长石田光夫说:“我现在清楚知道了,日本兵战斗意志完完全全比新四军低下。”他们凄然哀叹:“皇军日暮途穷了!”(据叶飞《华中反攻的序幕战——车桥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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